两限房什么意思 如何理解两限房

其次，加强对优良资本流入、先进技术引进和扩大产品进口的政策支持，以化解美国国内流动性增加对我上述国际经贸领域的负面影响。

严格打击非正式金融的地区，谁能获得正式金融？往往是有权势的这些人，而权势和创业精神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成反比，而不是正比。很可惜的是很多这些金融试验最后没有被继续下去，有的就终止了。

在我看来，说到和谐的问题，这个和谐不是说用高压的方式来取得和谐，你就让他有碗饭吃就可以了。尤努斯教授开始的这个金融改革是从打破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垄断开始的，这恰恰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的，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商业模式是非常重要的，贷款对象是妇女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湖南、湖北这些地方农民能够在本地自我创业，他就不用每年流入到沿海，和城市居民竞争劳工市场。政治上虽然不见得一步到位，但是应该渐进地民主和开放。2008年我创办了一个中国实验室，每年麻省理工学院和岭南商学院合作派出团队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小企业做咨询项目。

从国家从上到下的这种操纵模式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10%、11%的增长，而它本身的经济基础是非常脆弱的。很可惜的是很多试验最后没有被继续下去，有的就终止了。银行既不能裁员又不能让职工闲置，只好用培训的方式安排相关人员。

最后，过于严厉的管制不利于银行开展差异化经营。目前商业银行的同质化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度管制造成的。笔者认为，如果说在前两年货币信贷增速过快、通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重新恢复贷款规模管制尚具一定合理性的话，目前这种合理性已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应尽快取消对尽快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管制。

由于限制太多，银行的差异化只能表现在客户群的差别上，在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上很难产生本质的差异。银行管理者对每月能够安排多少贷款规模心中无数，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银行效率。

尽管可以通过加大企业债券发行等方式增加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但这种方式的效果是有限的。2011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为67.7%，其中大型银行（工、农、中、建、交行和邮储）平均存贷比为65.4%，中型银行（主要是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较大规模的、跨地区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平均存贷比为81.3%，小型银行（包括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平均存贷比只有59.6%。在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全部放开对银行信贷的规模管制。由于到今年外贸形势和吸收外资情况很可能不会好于上年，外汇占款增速大幅减缓基本已成定局，即便到期央票全部用于释放基础货币，全年基础货币增速恐怕也很难达到15%（2006～2011年基础货币增速分别为23.1%、35.9%、19.2%、20.7%、29%和21.6%）。

贷款规模控制的负面作用日益突出贷款规模控制有悖于商业银行的内在运营规律、削弱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能力、加剧了资金体外循环和违规行为、不利于银行开展差异化经营。某城市商业银行反映，去年受规模控制影响，银行约有三分之一的信贷人员无事可做，今年也有相当数量信贷人员工作量不足。受规模所限，这些银行无法对小微企业扩大信贷投放。由于这种方式需要经过多个市场主体和多个交易环节，虽然表面上降低了风险资产的规模，但潜在风险有可能加大。

同过去几年相比，今年中国的货币环境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受国际形势影响，作为多年来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的外汇占款出现收缩。例如国外银行可以买存款放贷，也可以只存不贷，而在我国就不可能采取这类经营方式。

长此以往，不仅会限制银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使小型金融机构和社区银行难于发展。二是2011年11月后到期央票数量大幅度减少。

鉴于信贷规模管制不能有效管控全社会融资总量，在银行体系健康运营和支持经济增长方面副作用明显，同时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银行监管指标完全可以有效控制银行的资产过度扩张，即便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看，也没有必要由监管部门来按月控制信贷增速，建议尽快取消规模管制。还有的银行购买高收益率的信托产品，实质是变相放贷，却很难与正常的资金运用区分开来。原因有两点，一是受各种条件限制，资本市场难以短期内大规模扩张，二是企业债和股票不具备货币创造功能。2012年1～2月到期央票平均每周只有30亿元左右，远低于过去8年600亿元左右的平均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行政手段控制信贷规模，显然不利于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特别在近期主要经济指标回落、企业经营困难、资金普遍紧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仍然用行政手段控制信贷规模，显然不利于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

不仅不利于科学配置资金和掌控经营活动节奏，而且造成人力资源失配。调研中了解到，有的中小型银行的存贷比只有40%。

近日到地方调研，一些银行反映有关监管部门仍在严格控制贷款规模。首先，贷款数量不是由银行根据自身的经营目标和内外部条件做出决策，而是由既不熟悉每个银行的经营方针和特点、也不对经营后果负责的宏观调控部门确定，这种做法本身就有悖于商业银行的内在运营规律，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调控手段。

当前，中国的货币环境出现了新变化，受国际形势影响，作为多年来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的外汇占款出现收缩，同时自2011年11月后到期央票数量大幅度减少，再加上通胀压力较前两年较小，贷款规模管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如果信贷增速继续受到抑制，导致货币乘数下滑，将很难达到M2增长14%的预期目标。

而且由于银行难以掌控信用卡透支情况，为避免超规模遭到惩罚，不少银行还要预留部分规模，使得信贷进一步收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管制负面作用日益突出，集中表现在有悖于商业银行的内在运营规律、削弱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能力、加剧了资金体外循环和违规行为、不利于银行开展差异化经营等四个方面。在前期同业代付手法引起监管部门重视之后，近期媒体披露又出现了利用信托受益权交易曲线放贷的方式从当今一些金融强国的发展历史来看，无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

典型事例是股票上市审批。但是长期以来，习惯于传统发展方式的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模式。

第二，建设和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使金融资源能够顺畅地流向经济的不同层次，特别是要改善末梢循环。在现有体制、机制和信贷文化的环境之下，资金资源必然流向大型制造企业和基础设施，而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由于缺少抵押品则很难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

这种传统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是：①依靠大企业、大项目、大基地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三是粗放、低效的生产方式难以承受快速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压力，也难以应对来自其他新兴国家的竞争。

在未来的金融领域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是一个理论上明白、实践上却很不清晰的问题。外需增长在2001年底入世之后明显加速，在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减速。尽管近几年资本市场发展较快，但由于大量资产(如土地、森林、知识产权、企业产权)或者资本化程度不高或者根本没有资本化，使得我国经济运行不得不过度依赖间接融资市场。去年以来格外突出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是现有金融体系缺陷的集中反映。

1978年-2010年的32年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由-0.3%上升到4%，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则由9.8%上升为51.2%。第三，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更多地依靠资本市场来聚集和配置金融资源。

由于海外资金运用能力不高，大量外汇储备只能用于购买外国国债，而近期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仅为1.88%。一旦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以更加具有破坏力的形式爆发出来。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更有人认为，中国金融开放度低是受危机冲击较小的主要原因，为了防范类似风险在中国发生，需要对金融创新严加管控。3.如何提升金融机构的素质，推动经营方式转型和业务结构的升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仍存在较大缺陷，国有资本比重过高。